功德林改造战犯：饮食优待、寻医治病，让固执27年的黄维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1959年到1975年之间曾7次特赦战犯，其中1975年是最后一次释放所有战犯，这批人中有13人不符合特赦标准，但毛主席还是决定对他们网开一面，全部释放了。这是为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反动势力基本被消灭干净，国内政治环境趋稳的基础上，从1959年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考虑分批释放在革命和战争中被擒拿的战犯。
对于释放战犯一事，当时国内上下都是不太理解的，因为这些战犯大都是与国民党反对派和日伪侵略者为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灾难。
但我国向来就有优待俘虏的政策，释放这些战犯一是符合中国自古以来“有错就改，善莫大焉”的文化，二是符合国家和军队的战犯监管政策。
除了上述原因，毛主席当时考虑到台湾还没解放，释放一部分战犯可以展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民，和有意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台湾国民党中部分军政要员的诚意，这可以对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起到瓦解的作用。
当然，释放是有条件的，当时中央定了三条标准。
一：要有良好的认错态度；
二：去除了过去的反动反人民的思想；
三：积极参加狱中劳动改造。
满足这三条规矩的战犯都能得到提前释放。
这说明当时国家在帮助战犯重新融入社会方面是有底线思维的。
在中国政府的宽容和怀仁政策引导下，一批符合释放条件的战犯得到了释放，比如杜聿明和溥仪就是首批被释放的战犯中的一员。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集团指挥三大战役的左膀右臂，由于1948年9月以后东北和华中的战略态势对国民党已经很不利，因此蒋介石在找不到可用之人的情况下将浑身是病的杜聿明先后派到东北和徐州救火。
但无奈国民党早已失去民心，失败已经成定局，一定程度上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三大战役就是在做最后的赌搏。
杜聿明虽然兵败被俘，最后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监狱，但他对蒋介石还是非常忠诚的，一开始，对我党对他的反动思想的改造是非常抵触的。
杜聿明因为自己兵败，30多万跟随其作战的国军部队被围歼，意志极其消沉，加上身上患有胃溃疡、脊柱炎、肾病等疾病，身心疲惫之下总是想方设法自寻短见，只是每次都被我军挽救而未能成事。
为了改造杜聿明，打消其自杀念头，我军想方设法帮其治疗身体上的各种疾病，而那个年代中国还一穷二白，物资十分匮乏，但周总理在得知是为杜聿明治病后，不惜动用极为有限的黄金从香港地区购买链霉素来为他治疗肺结核。
在治疗脊柱炎方面，中国政府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其量身制作了一副石膏板，以使其在晚上能够减缓疾病的困扰，安然入睡。
对于其身上的其他疾病，我军也进行了精心治疗并且最终将其医治好。
而在饮食方面，我军还给予其最优待遇，其每顿饭都是6菜1汤，他经常能够隔三差五的就吃到鱼肉和鸡肉，喝到牛奶，而当时的战犯管理人员吃的都是窝窝头。
而我党对他的劳动改造也是以种草培土为主，其累了就可以休息，并没有强迫劳动。
共产党方面对他的精心照顾远超他所想，他刚被俘虏时，面对我党的优待俘虏政策还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其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优待俘虏政策，而是心里想着会在监狱里遭遇酷刑和摧残。
但我党对其关怀备至的精心照顾深深打动了他，他在思想上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逐渐与过去的国民党统治思想进行切割。
而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对解放军能否打败美军是持深度怀疑态度的，但当他听到志愿军将美军打败的消息时，他从内心里对共产党表示佩服。
为了表示对志愿军的支持，他主动要求加入志愿军后勤部门，为志愿军烧饭做菜。
后来，杜聿明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著作，撰写心得，在思想上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认识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真实面目和其统治必然灭亡倒台的历史规律。
由于其在狱中改造深彻，中国政府决定将其作为1959年特赦的第一批人员，他在获释后情不自禁的表示：“我虽然输了，但是国家却赢了，人民却赢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杜聿明出狱后，先后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1960年7月，其被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点名作为其陪同嘉宾互相交谈。
次年3月，国家又将其安排作为政协文史研究方面的研究专员，1980年，杜聿明发表了关于台湾2.28惨案的感悟，号召在台同学朋友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努力。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肾衰竭病逝于北京，时年77岁。
相比杜聿明，溥仪的主要罪行在于当初与日本侵略者勾结成立伪满洲国，破坏国家主权和利益，而不是因为他曾经是代表封建统治势力的末代皇帝。
溥仪被逼退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出任伪满洲国皇帝，但这一切都是在其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签署出卖东北一切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实现的，溥仪原本希望靠日本人的支持可以实现其光复大清王朝的美梦，但却将自己变成出卖国家主权的战犯。
溥仪被苏联遣返回国后，被押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
到了监狱，溥仪不能再像其当皇帝时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是要自己洗衣种菜，缝衣服，打扫卫生等等。
1959年溥仪被特赦后先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上班，1964年又被国家安排到政协任文史资料委员会任职，1967年因尿毒症去世，享年61岁。
像杜聿明、溥仪这样越是主动接受改造，被释放后仍能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越能被及早释放，就这样从1959年到1966年，中国政府先后6次根据改造表现释放战犯。
而一些顽固分子则只能继续在监狱中继续接受改造，直到1975年毛主席最后一次特赦才获得自由。
1974年10月，81岁高龄的毛泽东到湖南长沙考察，在长沙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一方面与其他中央领导确立把党和政府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决定对已经关押了25年的最后一批日伪和国民党战犯特赦开释。
这最后一批战犯都是在接受改造，转变思想观念方面比较迟缓的被俘人员，总共有293人。
时任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接到指示后，便及时将任务下达给各地战犯管理机构，并将审核报告总结成《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递送给毛主席审阅，报告结论显示，这293人中有13人是不符合特赦条件的。
1975年，毛主席当时已经82岁高龄了，他的视力和听力都有所衰退，当听完秘书的口述后，毛主席对这批战犯的宽容态度大大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当时毛主席认为，这批人已经关押超过25年，年龄上绝大多数都已过了50岁，尤其是那13个不符合特赦的战犯，就算改造的不够好，也已是到了强弩之末，之前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杀地主和恶霸，是因为老百姓害怕他们，现在都1976年了，地主恶霸早已消失，还杀他们做什么，一起放了算了。
而普通群众和大部分干部对这件事的理解，还一直停留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思想上，那是大革命时期汪精卫反革命的思想，我们大部分群众认为党应该对这13个人坚持处决，毫不放松的态度，但毛主席的回答显然令全国人民意外。
另外毛主席还认为，对这批战犯，应该为他们开欢送会，并好好请他们吃一顿大餐，要多吃鱼和肉，每个人再给100元零用钱，对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建设国家的，可以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不愿留在大陆的，可自主决定去哪里。
毛主席的宽宏大量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不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原因在于这13个不符合特赦的人过去都是对我党和人民造成深重伤害的旧势力人员，就这样好吃好喝的放了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实在是不甘心，这13个人应该把牢底坐穿，坐到死才好。
这13个人是谁呢？李清、刘衍智、谢代生、杜超群、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沈勤康、周养浩、樊迅、翁羽、邱沈钧、徐天任。
这些人名普通群众都不清楚，但这些人在过去都是对我党事业构成极大危害的杀手级人物，回想新中国成立以前，蒋介石集团对我党党员和群众的种种屠杀行为，广大老百姓恨不得这些人去黄泉给死去的我党同胞磕头认罪去。
杜超群，最早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被抓获时是国民党内调局上海分局办事处处长。
张百龄，军统。
尤其是这个周养浩，军统三剑客之一，人称书生杀手，在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时犯下屠杀中共党员的重大罪行，剩余人员大多都跟特务有关，像这种罪行的本应是该公审处决的。
但国民党在大陆早已灰飞烟灭多年，这些人早就失去了其依附的靠山，属于风烛残年之辈。
毛主席考虑这些人大多都已进入不惑之年，给其一个平安的晚年，就不强迫他们继续改造了，而且主席还叮嘱我们的人给他们中有病的看病，毕竟他们无依无靠。
应该提起的战犯除了这13个人，这里还要提一个人——黄维。
就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那个黄维，时任第十二兵团司令。
黄维在双堆集兵败被俘后，就被押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监狱进行劳动改造，他是这最后被特赦293名战犯中的一员，显然，他的官位要比上边这13个人要高的多。
黄维被称为功德林监狱中最顽固的战犯，其自从进入监狱后就一直拒绝党的改造，而其他战犯大都接受党的教育，对自己曾经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进行反思，唯有这个黄维却实实在在是一个油盐不进的愣头青。
他一直认为之所以会兵败被俘，是因为国军领导集团指挥不当，被共产党的部队钻了空子，才不幸被围歼，然而其对解放战争的认识始终是一种肤浅的泛泛之谈，因为国民党自抗日战争后，在装备和后勤上从强变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
国民党集团早在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就已经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就注定其统治终究是短暂的，而黄维仍然将思维局限在其中的某一场战争上，即使时光能够倒流，给其重新作战的机会，其下场仍然是兵败被俘。
由于认识不到位，他一直对党的各种教育活动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后来其干脆给自己找了个活——制造永动机，以此来对抗我党的各种教育活动。
黄维说干就干，当时监狱管理层也很无奈，为了让其有事做，便答应其搞“科学研究”的请求，给其拨了3000块钱去做永动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黄维在制造该机器前还就其原理向正清华大学任教的女儿咨询，结果女儿说永动机不符合物理定律，根本搞不成。
但黄维还是要试一试，毕竟“实践出真知”。在反复试验失败后，黄维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其后来说到自己不懂装懂，不懂科学原理，实在是幼稚可笑，要听取别人劝告，重新认识自己。
黄维跟杜聿明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在长年累月的戎马生涯中身体上积累了很多疾病，其患有肺结核、高血压、腹膜炎等5种疾病，周总理知晓后，从饮食和医疗上给予其最优待遇。
给黄维治疗的那几年正是中国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但像黄维、杜聿明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官在狱中的待遇却是最好的，就是放在今天也不算差。
据其女儿黄慧南回忆，黄维在国家困难时期，其每天都能够喝到牛奶，吃到鸡蛋和猪肉，从来没有断过供应。后来，国家还专门派遣战士到内蒙去打黄羊给他增加营养。
而在给黄维治病方面，国家还动用外汇使用进口药为黄维治疗，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最好的病理专家给黄维进行诊断，经过长达4年的精心治疗，黄维身上的各种疾病都被完全治愈。
我党在其研究永动机和对其身体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与黄维进行了长期的沟通和感化，终于让其认识到跟随蒋介石集团从事反人民的反动统治是不会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自己对党的教育改造的抵触不过是在回避错误。
认清自己和蒋介石集团的本质后，黄维在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重新获得自由。
与过去的自己已经告别的黄维在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的陪同下，被安排到北京某处安享晚年，在北京车站与金源告别时，黄维声泪俱下，感谢共产党为让其重新做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顽固了27年的黄维终于选择放下那份本该放弃的“愚忠”，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
出狱后的黄维，立刻投入到祖国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来，其多次向台湾发送广播，呼吁在台战友和同学朋友能够为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尽一份力量，惹得当年还在的蒋介石大骂其混蛋、无耻，还拆除了因误认为黄维已死而为其铸造的雕像。
后来黄维还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份向蒋经国呼吁的文章，名字叫《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呼吁两岸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尽早结束对峙，实现祖国统一。
1989年，大陆和台湾方面已经实现了两岸亲友互相探亲的机制，黄维这一年也已准备好去台湾和旧部见面叙旧，但就在手续办理期间，其心脏病突然复发，不幸去世，没能去到台湾寻访旧友成为其一生遗憾。
从1959年到1975年的7次战犯特赦，是党和毛主席本着民族大义、国家长远发展和两岸统一而做出的明断之举，过去的阶级斗争必然会产生一些遗留问题，但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发展谋篇布局才是处理战犯问题的出发点。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现在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在未来将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正在验证毛主席所做过的每一次战略抉择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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