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卫华 | 情感、文化与身体：中医药文化现代研究的情感人类 ...

美味可口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3月26日文章。

[摘要］从克莱德·克拉克洪的文化定义出发，试图探究文化背后的“情感”集体因素和不同时代的集体情感对中医药历史变迁和发展的规训。情感人类学的提出是西方对理性主义的克服，人类学观察的情感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处于社会维度下的情感具有公共性和文化性；另一种则是作为个体维度的情感与心理学研究密切相关，也与“自我”相关。作为第一个维度的情感对现代中医药文化研究可以展开的空间至少有三个方面：情感与中医药中的生命文化、身体文化；情感文化人格与中医药文化发展变迁；情感与中医药文化变迁和传播。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情感人类学；集体情感；中医人类学

[作者简介］彭卫华，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中医药作为一种历史沉淀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国外研究者还是本土研究者都对中医药的文化研究感兴趣。但以目前的中医药文化研究来看，大部分时候是将“文化”作为“历史传统”的现代“实存”现象予以考察。在这种视野里，对中医药文化的历史变迁性的研究一般采用两种范式：一种是着力于对历史变迁中中医药文化本体不变的观察，例如中医药医疗理念与思维方式的不变，以及中医药治疗理论的传承等；另一种范式则是聚焦于对牵引中医药文化本体在不同社会背景中改变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比如医学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审视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我们也许可以拓宽目前中医药文化现代研究还待开展的空间 。对于文化的定义，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的文化定义是传播最广的，他认为：“文化或文明，从其宽泛的民族志意义上来理解，是指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即文化具有“整体”意味，是一种复合。但克莱德·克拉克洪对文化的概念有更具层次性的定义：

“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一种对行为的抽象”；“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习得行为”；“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一种历史的积淀物” ，等等。

在这个定义中，克莱德·克拉克洪勾勒了文化中更细致的层次，他铺陈出了文化整体中11个具体面向，包括“生活方式”“社会遗产”“思维、情感和信仰”“行为的抽象”“实际行为方式”“学识”“认知取向”“习得行为”“行为规范的调控机制”“调整关系的技术”“历史的沉淀物”。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定义涵盖了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社会产物而囊括的方方面面。

引起本文关注的是该定义中独特的“情感”因素，即民族文化的感性和心理性要素内涵。正如《文化的解释》中提到，文化是一部行为化了的文献。④马克思·韦伯对族群的文化特征论的定义也指出：“某一群体，由于他们在体质类型、文化等方面相似，或者他们拥有共同的迁徙记忆，并且他们对共同的祖先抱有主观的信念，这样的信念能让他们的关系在非亲属团体关系的延续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称之为‘族群’”。他对“族群”的归纳中突出了“主观性”和“信念”的作用力，该信念的主观性可以理解为情感性，情感相对于人类的理性思维，便是一种主观信念。情感在文化族群中的效力在于凝聚和亲和。中医药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或者是作为一个族群关于自然与人本身的共同知识，其所附带的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情感性视角也许会给中医药文化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情感尤其是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碰撞不同的时代际遇时会产生如何的效应，发生怎样的变化，与“民族”性群体的群体意识如何相关？其产生“情绪”或“情感”需求和倾向会怎样影响和反作用于享有中医药文化的群体，如何作用于他们的身体认知，如何作用于中医药的现代行为？在不同的民族中，不同的情感和情绪又会怎样作用于中医药文化？本文以介绍人类学的情感视角为基础，展开其对中医药文化可能拓开的宏观图景进行思辨性讨论。

二、情感，作为一种人类学研究方法

“情感”作为一种人类学研究方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但其产生却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思潮有关。此时的哲学反思对象从之前对人的理性、理智的能力的着力描述，从而转向对身体、情感、欲望、本能等这些与理性相对的元素对人类认识和反映的影响。情感人类学是这种新的思潮在人类学研究的反应。1986年卢茨（C Lutz）和怀特（G M White）在1986年共同完成《情感人类学》标志着西方情感人类学的诞生。他们提倡人类学应该对人的情感进行文化上的分析，其认识论基础是人的情感不是纯粹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它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文化习俗。至此，人的情感与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开始在情感人类学学科中展开了全面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西方社会学家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民众是情感性的。没有情感，民众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遵从是不可能的。同样，民众变革社会结构的意愿也是以情感为动力。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把“感情”行动置于他的社会行动模型中；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他宗教起源的伟大著作中提出了宗教的社会情感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讨论异化概念以及革命者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时也暗示了情感内容。美国的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其社会学理论中，用“自豪”和“羞愧”这两种概念作为核心来讨论社会中自我与他人互动的机制。

据2015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年会的分会报告总结介绍，情感人类学的具体定义和方法还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但情感性视角却越来越引起人类学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情感人类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其“新理论和新视角焦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社会、文化、心理学和政治现象，这些我们认识还不够充分（inadequate knowledge）的领域带来更多的益处”。而Andrew Beatty 2014年发表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简称JRAI）上的综述性文章《人类学和情感》（Anthropology and Emotion）也认为“情感人类学研究的定义和研究范围这些基本性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定论”，但她也说“人类学很多正在讨论的议题也大都如此”，这并不能影响情感给人类学带来的不同视角。

文化人类学中所观察的情感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处于社会维度下的情感，这个维度的情感具有公共性和文化性，试图深刻剖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条件将唤醒什么样的情感，这些情感将对行为、互动、社会组织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社会维度下的情感观察，其中之一为文化与人格学派。他们认为：“情感背景在一种文化中发挥着积极的因果作用。如果功能研究不能将结构和带着情感色彩和精神气质的文化的实际运作联结起来，那么从理性上来说，这种研究就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精神气质是“一个情感态度系统，它决定了一个社群对生活情境所能提供的各种满足与不满足所赋予的价值，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精神气质可以被恰当地视作‘组织个体的本能和情感的文化标准化系统’”。另一位从社会角度观察情感的是涂尔干。涂尔干认为集体社会内在团结机制的前提即是“集体意识”。而集体意识则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他认为每个社会成员中形成了一种高度相同的情感类型，这种情感类型反过来作用于社会成员，使其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对情感的社会学考察，也有受米歇尔·福柯影响而出现的对情感背后隐性的“话语”和“权力”的观察。将情感作为话语进行研究，他们考察情感话语是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被运用，背后有包含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对社会结构有怎样的张力。费孝通先生也曾关注过情感的人类学分析。分析乡土中国中的秩序安排是“无声的社会”，即在中国家庭是以理性实用为基础的经济实体，在这当中情感是不被重视的，情感甚至在文化体制上是被刻意压制的。

另一种则是作为个体维度的情感。这个维度里的情感研究与心理学研究密切相关，也与“自我”相关。人类学界对“自我”的关注和兴趣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自我意识的研究使得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个人视角”更加关注，由此开始了两类研究。一类强调人类学家独立反思自身在田野调查中的作用和角色意识；另一类则关注文化他者自观、人观、情感以及身份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加以建构的自我意识。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完全引入个人视角深入研究社区中个体情感和生命体验，牵引出承载着社区的沉重与无奈、焦虑与痛苦、趣味与快乐的人类学叙事。直至20世纪90 年代, “内外视角交织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在这个视角下，人类学家的自我反思需要以他者的经验和自我意识共同交织而展开，正如格尔兹所言，人类学家“冷眼又热心地看待人、事物（和自己）……把社会看成一个客体，却把他体验为一个主体，从而把对现实的两种取向——介入的和分析的——融合成单一的态度”。

三、中医文化，情感人类学何为

中医中药作为伴随中华民族产生发展的医疗行为无疑凝结着文化的特征。对中医药以文化对其进行观察研究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从未中断过的视角。中医药作为一种存在于特定族群中的医药行为具有族群性和文化性。中医药文化在中医界的研究一直比较盛行。笔者在中国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上以“中医药文化”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其近十年来的结果为每年超过150篇。其中除2013年、2015年较前一年小幅下降外，基本发文数量都呈逐年递增的态势。可见中医药被公认为一种民族文化。

以目前唯一明确以中医药文化命名的期刊《中医药文化》所刊文章为例，管窥近年来中医药文化的学术研究热点可以看到近十年期刊刊出的排名前三位的学科：中医学、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以及人物传记，除此之外还包括文学、旅游、地理、语言文字、考古、美术书法等。在中医药的文化研究范式里，常常将“文化”的审视局限于泰勒定义中的“整体性”中，并且默认整体性的最大体现便是宏大的历史叙事。

而若继续在“中医药文化”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两千余篇文章）中，再以“情感”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检索结果为零。若以“情感”在摘要中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为4篇。从这样粗略的统计中，笔者可以做出以下推断：中医药文化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从数量上隐形地表达着研究者的情感热情，并且这种研究热情可以让研究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研究理性的动机来自于研究者们的主观热情。但研究者本身也许并未察觉到这种热情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学术性地研究和观察。

如何将情感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对中医药文化进行研究，还亟待众多学者予以讨论。尤其是前文所述的第二种情感，即作为个体的情感。由于这种情感的私密性和个体性，其对中医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可能是不断丰富的。而第一种情感，即社会意义的情感，笔者不揣谫陋粗略勾勒为以下三个方面，以期抛砖引玉和引发讨论。

（一）情感与中医药中生命文化、身体文化

中医药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历史沉淀下来的对生命的情感。中医药文化的情感现象，有必要对其发生及其本质规定性做更深层次和更细致地研究。 情感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挖掘中医药特质的生命情感与身体情感可以揭示我们民族中对“人”本身的终极看法，从此意义上来说，这种情感是哲学性的。南朝时期钟嵘在《诗品》序中曾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与人交感而带动“性情”的活动，也带动了诸如“舞”“咏”之类的身体的活动，这便是感。而在《周易·系辞传》中也有记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自然是一种情境，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情境中，而中国文化也始终认为宇宙之“情”是相通的，并且互相生发。中文词语“感情”中的“感”便是这种相互生发的情境性和互相参与性。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当关注与天地之情相通的人的情感性的。

除了在哲学层面对情感的挖掘，深入探讨中医的生命情感和身体情感的本质和本体外，情感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中医人类学也聚焦于对这种“情感”选择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如何形成，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变化和变迁。例如在《黄帝内经》之《素问·十二臧相使论》中记载：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这种将五脏六腑等身体器官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君主官僚体制相互联系的方式，正是一种将实际社会生活中对君主官僚等所含的情感价值内涵与身体机能认识的关联性思维的体现。五脏中的“心”类比为现实行政关系中的“君主”，是“神明”。从现代西医学角度来看，心脏是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重要器官，但在人体机能中发挥的作用远不如大脑所代表的神经系统。但将“心”与人的情感相联系是中国历来传统，在儒家学者哲学论述中或中国文学作品中又抑或是医学认识中无不认为“心”是指代人物主体的最具代表性的词汇之一。而“心”之所指也包含个体与天地存在互动关系的主观情感。这是一种与西方知识理性完全不同的价值选择。故而在人体中将“心”与君主的比拟，如若不了解“心”的情感性，只简单理解为表层的行政阶层关系，恰恰是片面的。此段文字中的其他词汇，如“肝”“胆”等亦有此意味。但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维度抑或是现代进步文明对这样的文化现象进行描述，无疑会片面地认为这种比类仅仅是一种封建行政关系的体现，是被现代标准下的“进步”和“自由”看来必须扬弃的落后观点。中医人类学也许更愿意平和地“不忽略”其来龙去脉，中医人类学对情感的挖掘旨趣在于深描这种不同的价值选择的根基与原因。

同样的情感价值思维还体现在战国时期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贵生》中：“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身体与道德，天地之客观理性与人的主观行为选择是相互参照的，这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认识，也是中国意义上的理性选择。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曾言：“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包括所有凡俗的事物，宗教思想的显著特征便是这种划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之间区分的标准是异质性，而且这种异质性是绝对的。”在中国文化的建制中，权威的制度文化是镶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的，并认为这是宇宙天地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的权威性由神圣性带来，由此也带来了人们对普遍规律的宗教性情感。对身体知识的认知也隶属于普遍规律的认知中。文化建制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强制性的习惯。正如柏格森所言：“社会对我们施加压力是一个建在习惯之上的封闭的系统，是非人格的。产生一种服从和习惯，而绝大多数服从的习惯都会对我们的意志产生压迫，这就是义务感。这是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每一个器官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应一种社会的需要。这些习惯全部结合在一起，就形成某种固定的整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深入剖析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背景中归属、统一和和谐、敦厚的特殊情感基因，对于“习惯”和“服从”的阐释将打开中国文化情感的独特视角。这种特殊的情感思维反映的是对集体的认同情感，也促进社会联系的支持性行为。

（二）情感文化人格与中医药文化发展变迁

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民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伦理规范等构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一般说来，支配着一个民族的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常常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心理情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认为一种文化是从人类潜能巨大的弧圈中选择了某些特征，并以比任何个人毕生能做的一切更强大力量给予了精心构造。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的情感特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但这种特征常常以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民族的普遍性行为。中医药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除了具有被其遭遇的社会建制所形塑的文化人格外，还有历史传统赋予的文化心理基质。这两种文化情感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亦反向作用着社会生活中的中医药文化对历史遭遇的选择。

李泽厚先生有过著名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或品格）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以原罪观念为特点的宗教品格的，是一种以积极入世为特征的“乐感文化”。但剖析中医药文化品格，我们却不难发现中医药文化透露出的文化品格却是主要以道家文化的“和、平、节、度”为特点的。无论是《黄帝内经》中论及健康生活状态中的“恬淡虚无”“阴平阳秘”，还是论及平人身体状态时的“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都是以运动、平衡为特征的。作为一种情绪或情感，这种文化品格也是舒缓而节制的。而这种节制情感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及五行的运动状态所呈现出的审美向度是否有一定的关联，还值得运用情感人类学的方法进一步深描。文化品格象征一种价值选择。在中医药文化传颂的故事中，我们也还可以继续挖掘出中医药行业的文化品格，揣摩出古代中医的精神情感。除此之外，中医学在历史上遭受和面临激荡的社会变化时的应对选择也值得深入探究，挖掘这种表现与该行业中的精神气质和情感品格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情感与中医药文化变迁与传播

正如前文说言，情感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是一种情感选择。中医药文化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具有连续性，事实上连续性就是一种情感选择。对中医药发生发展的历史回顾在中医药文化中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是医疗习惯中的“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还是古代医事法律中的“合和医药，误不如本方”予以刑罚的规定，亦或是中医学术中对经典原著的推崇，都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情感。诚然，这与中医学学科的经验性有很大关系，但也是被学科形塑了的情感。而这种对“传统”的情感，将如何影响现代意义下由全球化带来的中医药文化传播，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大议题。

除此之外，情感人类学还提醒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应对其历史间断性给与考察。将中医药文化中的所有方面都纳入一个大框架中，用工具理性和事实的方法论去解释变迁，用自然主义去解释根本真理是有其局限性的。而对文化变迁中的感性因素的考察无疑是一种透视中医药文化历时性变化的特殊视角。事实上这种视角也正是20世纪后历史研究方法发展的新变化。在中医药文化的历史书写中，对中医与巫术的关联也透露出一种情感选择。例如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中医伦理著名的“六不治”原则，所表现的即为司马迁书写古代医者时的情感选择。但在中医药文化书写中，这种情感选择却在“巫与医”的关系界定中被另一种情感选择所利用。由此可见情感选择的历史流变也值得观察。

四、结语

情感人类学是带有后现代意味的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向，它打开了纯理性对历史发展轨迹中的理论盲点，也为挖掘中医药文化的独特品性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尤其在中医药文化传播喧嚣热闹的当下，情感也确实是中医人类学对中医药文化变迁研究中值得开垦的一片园地，从某种角度来说，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医文化在文化大浪潮中被西方式“理性”牵引和纠偏。尽管业界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非常热衷，但中医的中国研究也不敢涉猎于非“理性”层面的面向。然而，也许这正是本土主体性视角下中医进行现代自我观察的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期待情感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能为中医药文化的现代研究和中医人类学的研究带来更多研究图景。

（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图片来源于网络。）

主编：何明

编辑：冯瑜